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呈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可以说，目前中国城乡一体化已经进入适应新常态的全面推进新阶段。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有新思路、新机制和新举措。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双重调控作用，全面激发各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和创新动力，有效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构建适应新常态的新型城乡关系和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长效机制，从而推动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发展新格局，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权利同等、生活同质、利益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城乡同荣的一体化目标，将是新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一、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与趋势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以“增速减缓、结构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它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新常态的首要特征，经济增速减缓主要是一种结构性减速(李扬，2015)。在新常态下，2012~2014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已从过去的10%以上下降到7.6%，2015年又下降到6.9%。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既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提质量”的重要抓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城乡一体化格局已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一)城镇化增速和市民化意愿下降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自2011年城镇化率越过50%的拐点之后，中国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已经逐步减缓，呈现出减速的趋势。2001~200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2006~2010年为1.39个百分点，而2011~2014年已下降到1.21个百分点。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化速度由2006~2010年的1.58个百分点下降到2011~2014年的0.98个百分点。然而，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目前仍处于加速之中。预计在2030年之前，中国城镇化速度将进一步下降到0.8~1.0个百分点。很明显，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未来城镇化速度将逐步放慢，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当前，促使中国城镇化减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率为50%~70%的减速区间，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这表明，未来15~20年内中国都将处于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粗放型特征，这种粗放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主要是依靠低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转移来支撑的，目前这种低成本的支撑环境在新发展理念下已经不复存在。再次，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6%，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同期中国人均GNI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3%(World Bank，2013)，因此，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角度来看，过去学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城镇化滞后甚至严重滞后的观点已经不再成立。最后，中国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分离和脱节的，在保障市民化的前提下未来城镇化的速度不可能太快。事实上，由于市民化严重滞后，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虚高”现象。如果考虑到市民化因素，2012年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只有42.2%。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已出现下降的趋势(如表1)，根据有关统计部门的调查，2014年，除常州、郑州外，许多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较低，通常只有30%~50%。希望落户城镇的农民工比例，广东中山只有41.5%，哈尔滨为40.8%，烟台为41.1%，涪陵为34.5%，为51.6%，广安为45.6%，陕西为46.2%。在悬殊的城乡福利差异的吸引下，过去农民强烈希望进城，却因城乡二元户籍、社会保障等体制和政策障碍而进不来；现在，全国各地除少数特大城市外大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尤其是中小城市大都放开了户籍，积极倡导农民进城落户，但农民却不太愿意进城，市民化意愿下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随着中央明确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民预期能够享受更多的利益，其居住选择的机会在增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农民市民化意愿下降将促使城镇化减速，并对城镇化格局产生重要影响。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二)城乡收入差距进入持续缩小时期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各国城乡收入差距通常会经历从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转变。例如，美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世纪初的1.7倍扩大到1930年的3.0倍，1970年又下降到1.4倍；日本从1950年的1.19倍扩大到1960年的1.44倍，1975年又下降到0.91倍；韩国则从1960年的0.997倍扩大到1970年的1.49倍，1980年又下降到0.96倍(余秀艳，201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1984~1994年和1998~2003年两次大的提升，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基本稳定后，2009年之后开始出现稳定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3.33下降到2.97，平均每年下降0.07。与1979~1983年和1995~1997年两次下降相比，这次城乡收入差距下降的幅度有所减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以及价格日益接近“天花板”，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增加，随着城镇化和市民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增收的难度将越来越大。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处于高位，远高于改革开放以来1983年的最低水平，更远高于各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1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也达到2.75。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近年来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将成为一种长期的稳定趋势，而并非像前两次那样只是一种短期波动。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越过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变化的拐点，进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时期。显然，这种转变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以城市为导向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趋于下降，而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日益显现的巨大潜力，为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开辟了新的空间。其次，目前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超过农村，近年来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迁移，既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成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第三，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有能力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三农”领域，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已经成为确保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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