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2)

(三)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城乡关系从二元分割转向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城乡一体化格局下，城乡发展需要遵循平等、开放、融合、共享的理念，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长期以来，受传统二元体制和城市偏向政策的影响，中国城乡要素流动是单向的，即农村人口、资源和资金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而城市人口被禁止向农村迁移，城市公共资源向农村延伸、城市人才和资本向农村流动也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在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步伐明显加快，人才、资本和技术下乡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在北京等发达城市地区，资本下乡、技术下乡和人才下乡均已达到一定水平，正处于双向城乡一体化初期阶段。北京等地的经验预示着中国未来城乡一体化的方向。2014年，中国人均已超过75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其中，天津、北京、上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P)超过1.5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80%；江苏、浙江、辽宁、福建、广东人均GRP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这表明，当前中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具备推动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成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常态。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在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的放慢，加上工资快速上涨引致的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城市就业岗位增加乏力，城乡人口迁移出现了减缓的趋势。2012年以来中国外出农民工规模增幅的急剧下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1~2002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人；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人；而2013~2014年，已下降到每年243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计算)。相反，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下乡的进程却在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农村居民享有宅基地、集体分红等诸多好处，一些城市居民正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希望能够获得农村户口。从长远来看，城乡人口的双向自由迁徙将是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在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到农村居住和生活，将是一个需要研究探讨的重大课题。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四)政策从城市偏向转向农村偏向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从工业化战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各国政策大都经历了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服务城市”的城市偏向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农村偏向的转变。从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如果采用名义支持率(NRA)和相对支持率(RRA)两个指标，实现这种政策转变的时点分别约在人均GDP为1850美元和1958美元。各国把社会养老制度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大都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时期。2004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500美元，当时中央就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并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自此以后，中央连续发布13个“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但是，从机会均等和均衡配置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农村居民所获得的机会和人均占有的公共资源仍远低于城市居民。这种城市偏向既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也是一种行政中心偏向。其结果是，那些远离大城市和高等级行政中心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机会和公共设施投入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处于被剥夺、被挤压的状况。2013年，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如果以村庄为1，那么，乡为村庄的2.0倍，建制镇为3.8倍，县城为10.7倍，城市则为16.1倍(见表2)。正是由于这种投入上的差异，城乡居民点市政公用设施水平相差悬殊，甚至是天壤之别。目前，中国建制镇、乡、村庄燃气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处理率都极低，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十分落后。在新常态下，城乡居民能否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等值化的生活质量，将是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种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政府在投入和政策支持上改变过去长期累积形成的城市偏向的做法，实行农村偏向的政策，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广大镇村和农村地区，使农村居民人均占有的公共资源逐步接近城市居民。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二、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挑战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新常态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将使推进城乡一体化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与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综合、复杂、多维的特点。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一)农民增收和市民化难度加大zSD鄂东网|xianzhaiwang.cn

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呈现出“城高乡低”的不平衡增长格局。1986~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年均增长5.0%。这种状况直到2010年以后才得到根本扭转。2010~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3%，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2.4个百分点。从农民增收的来源看，近年来农民增收越来越依赖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而过去在收入来源中占支配地位的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和增长贡献率均在急剧下降(见表3)。与1991~1997年相比，2010~2013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由26.8%提高到52.5%，而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则由67.9%下降到33.8%。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中有47.2%来自工资性收入，21.7%来自转移净收入，来自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的贡献率仅分别为28.5%和2.6%。在新常态下，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较大部分将逐步转变为市民，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而经济增速减缓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将导致城镇对农民工的需求增长趋缓，由此影响到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这样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趋于下降，农民增收将更多地依靠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看，随着工资、土地租金、农资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农产品价格“天花板”效应凸显，农产品价格上涨和盈利的空间都日益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增收的难度将日益加大，其潜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依靠发展现代农业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二是推动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三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